方曉蕾

《史記》作為二十四史之首，不僅記載了華夏民族千年的歷史興衰，更沉淀了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，其中蘊含的廉潔思想、為政操守，歷經(jīng)千年依然熠熠生輝。在《循吏列傳》等篇章中，司馬遷筆下清官廉吏的風骨所代表的廉潔精神，是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，更是新時代推進清廉建設、涵養(yǎng)清風正氣的生動教材。品讀《史記》廉潔故事，汲取歷史智慧，對于廣大黨員干部明大德、守公德、嚴私德，筑牢拒腐防變思想防線，具有深刻的現(xiàn)實意義與時代價值。

李離伏劍：以命護法，彰顯權責對等的廉潔初心

《史記·循吏列傳》中，李離的故事堪稱古代為官者敬畏法度、勇于擔責的典范。李離為晉文公時期的司法官，因聽信不實案情誤判殺人，發(fā)覺后主動將自己拘禁，判以死罪。晉文公為其開脫，認為是下屬官吏的過錯，并非他的責任。李離卻斷然拒絕：“臣居官為長，不與吏讓位；受祿為多，不與下分利。今過聽殺人，傅其罪下吏，非所聞也。”他直言，身居高位、享受厚祿，就必須承擔對應的責任，出現(xiàn)過失不能推諉給下屬，更不能漠視法度。面對君主的赦免，他堅守“理有法，失刑則刑，失死則死”的準則，最終伏劍自刎，以生命捍衛(wèi)了律法的公正。

李離的選擇，詮釋了最樸素也最堅定的廉潔內核：權力與責任共生，法度與底線共存。廉潔從來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，而是對權力的敬畏、對職責的堅守、對法度的尊崇。在他眼中，法律面前沒有特權，為官者一旦濫用權力、失職瀆職，就必須承擔后果，沒有任何逃避的理由。這種不徇私、不諉過、不枉法的品格，正是清廉為政的根基。古往今來，一切腐敗行為的根源，都是權力觀的扭曲，是將公權異化為謀私工具，是漠視責任、踐踏法度。李離用生命告訴后世，為官者最大的廉潔，就是守好權力邊界，扛起應盡責任，做到有權必有責、失責必追究。

石奢自刎：公私分明，堅守忠孝兩全的清廉操守

同出于《循吏列傳》的石奢，是楚昭王時期的國相，為人“堅直廉正，無所阿避”。他在巡行縣邑時，偶遇殺人案件，追捕后發(fā)現(xiàn)兇手竟是自己的父親。一邊是對骨肉至親的孝道，一邊是對國家法度的忠誠，石奢陷入了情與法的兩難抉擇。他最終放走父親，歸來后自縛請罪，向楚王坦言：“殺人者，臣之父也。夫以父立政，不孝也；廢法縱罪，非忠也；臣罪當死。”楚王寬慰他追捕不及，無需擔責，石奢卻堅守本心：“不私其父，非孝子也；不奉主法，非忠臣也。王赦其罪，上惠也；伏誅而死，臣職也?！彼熳载囟?，以死明志，守住了為官的清廉與做人的氣節(jié)。

石奢的抉擇，展現(xiàn)了古代君子公私分明、不徇私情的高尚操守。親情是人性之本，但公權是天下之公，為官者絕不能因私情廢公法，因私利壞公道。廉潔的核心，在于分清公與私的界限，做到公權不為私用、私情不擾公事。在現(xiàn)實生活中，許多腐敗問題的滋生，正是源于公私不分、親情越界，利用職權為親屬親友謀取私利，最終滑向違紀違法的深淵。石奢用極端卻堅定的方式，為后世樹立了標桿：清廉之人，既要守好親情底線，更要守好公權底線，在情與法、私與公的抉擇中，始終把公道、法度、責任放在首位，不偏不倚、清正自持。

晏子尚儉：戒奢以儉，踐行克己奉公的清廉本色

《史記·管晏列傳》中的晏嬰，是節(jié)儉奉公、清廉自守的千古楷模。晏子身為齊國國相，身居高位、權傾朝野，卻始終堅守儉樸本色，食不重肉，妾不衣帛，居住陋室，出行簡約。齊景公多次要為他更換府邸、賞賜財物，都被他一一拒絕。晏子認為，為官者的本分是為民謀利、為國盡忠，而非貪圖享樂、奢靡度日。他身居高位而不謀私利，執(zhí)掌權柄而嚴于律己，用一生踐行了“廉者，政之本也；儉者，心之公也”的信條。

晏子的清廉，體現(xiàn)在崇儉戒奢、淡泊名利的日常堅守中。奢靡之始，危亡之漸。貪圖享樂、追求奢華，是廉潔操守的腐蝕劑，一旦放松對物質欲望的約束，就會逐步突破紀律底線、道德防線。晏子的故事深刻說明，廉潔不是一時的堅守，而是一輩子的修行；不在于驚天動地的壯舉，而在于日常點滴的自律。新時代的清廉建設，既要抵制貪污受賄等顯性腐敗，也要杜絕鋪張浪費、享樂奢靡等隱性問題，以儉修身、以儉興業(yè)，永葆艱苦奮斗、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。

《史記》中的廉潔故事，是跨越時空的精神傳承，是直抵人心的清廉教誨。李離護法、石奢明志、晏子尚儉，三位先賢用一生堅守，詮釋了“廉”的真諦、“潔”的內涵，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。品讀《史記》，汲取先賢身上的智慧力量，正是推進新時代清廉建設的重要路徑。

責編：王慧芳

一審：王慧芳

二審：王仁玉

三審：田   丕